感谢孩她爹

永顺往事之：
府   城   记
邮编：416700  湖南省永顺县计划生育局   危祖望 2005年9月

县志：1729年，清雍正七年（巳酉），永顺府第一任知府袁承宠，山东长山县人，即任。
以此为据，我们把时间推移至今，岁月已经过去276年。不难想像当年的永顺时事是什么样子？这位名叫袁承宠的永顺首任知府到任后做了什么事，在如今的人们看来似乎不会在意，但对当年的末代土司彭肇槐而言却是宣告旧时土司统治的结束，汉族文化自此进入湘西。
又记：1728年，清雍正六年（戊申）
十一月又由王柔奏，谓彭肇槐才具平庸，不谙兵法，且性安逸，不能胜任参将职务。皇帝准奏，于是复赏银一万两，着彭肇槐回祖籍江西吉安府安置。
当年，这位名叫王柔的朝廷官员时任沅陵辰靖道之职，授永顺土司彭肇槐之托进京面奏朝廷，表明永顺土司主动要求献土。朝廷同意，仍然封授彭肇槐为参将之职，为官地方。
其实，在此前能促使彭肇槐主动献土的动因，是由清雍正四年（1726年）桑植土司改土归流和雍正五年（1727年）保靖土司的改土归流的事件影响所至。当时，朝廷采用强硬手段，以“残暴不仁”的罪名将桑植土司向国栋流放河南，以“骨肉相残”的罪名监禁保靖土司彭御彬使其身死监内，其母吴氏，其弟彭御林，逐一流放河南。
永顺土司彭肇槐闻讯后先震惊而后不安，但仍然没有下定要求献土的决心。直至镇竿总兵杨凯作为改土后的桑植副将，带兵去保靖执行公务，途经永顺地境。彭肇槐见其军容强盛，威风八面，继而由不安变为恐惧，令下属部员求见杨凯，并说明要求献土、改土归流的意愿。杨凯同意转报所请。在今天看来杨凯当年所带领的过境兵丁，不过渺渺百余人，所持兵器不过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类，却使永顺土司军民着实紧张了一阵子。同年冬季，彭肇槐率领其子彭景煌，南谓州土知州彭宗国、施溶州土知州田永丰，上溪州土知州张汉儒等大小土司官员十余名。同赴沅陵，求见辰靖道王柔，并献永顺土司辖区图和愿降文书，请求纳土、改土归流，望早日归顺朝廷。王柔答应转奏，于是就出现了由沅陵辰靖道王柔上奏朝廷，表明永顺土司彭肇槐愿意归顺的那一幕。尔后朝廷准奏，并仍然留用彭肇槐为地方参将之职。
此时，对于彭肇槐个人来说，既享受了先前土司的厚遇生活，归服朝廷后仍能作为地方参将，可以说是安稳有图，最起码不会像桑植土司和保靖土司那样遭到流放和身死监内。
不料沅陵辰靖道王柔又上奏：“彭肇槐无能，不能胜任参将之职。”更难料朝廷又准奏，于是彭肇槐得赏银一万两回去了江西祖籍吉安府安置。
就这样，彭肇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从土司到普通庶民的全过程，其心里变化的复杂激烈可想而知。好在保住了一条性命，也只是不幸中的万幸。不难想像当年彭肇槐怀抱那朝廷赏赐的一万两白银，携带家眷和子孙离开生养他的永顺司地，在土民的众目下，翻山越岭直奔江西祖籍时，其状也许不可言语。不论是否对永顺司地有所眷恋，还是对王柔上奏朝廷的惧怕，但不堪回首的心态却是可以肯定的。
1729年，清雍正七年（巳酉）永顺正式改土归流：撤原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继续延用永顺司地名。设府永顺，下辖四县：永顺、保靖、龙山、桑植，隶属湖南布政使。废旧司辖地五十八旗，并旗为十八保。府衙暂驻旧土司行署所在地—颗砂。
不同的是，这位名叫袁承宠的山东长山县人，告别家乡父老，携妻儿子女一路车马劳顿奔赴湖南永顺司地上任，其心情与被贬为庶民的彭肇槐大不相同。一个心灰意冷、穷途末路；一个志得满胸、仕途当劲。但是等待袁承宠上任的永顺司地又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也许他心里有所准备，也许没有。
我们把永顺改土归流自1729年向前推移八百年，有记：
永顺属古荒服地，自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自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彭缄为“溪州刺史”统治这块土地开始，中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元、明、清，直到清雍正七年溪州土司彭肇槐献土时止，共历819年，为彭氏子孙世袭领地。且僻为边隅，肆为不法，扰乱地方，剽窃行旅，且彼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
由此，可想当年的永顺土司地境所谓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进行王化，使人心归顺朝廷。袁承宠这位首任知府其施政难度可想而知！
试想，袁承宠离了山东长山县，怀装圣状。直奔湖南，求见布政使后，又经常德、慈利。在湘西十万大山前，车马不能走动，只能徒步翻越。护卫携刀带枪紧随左右。但见山路崎岖，路旁时有倒毙弃尸残骨，不由得心头紧缩，表目沉重。
半月后进永顺地境，驻扎旧土司行署所在地—颗砂。
永顺地境山高沟深，森林茂密，溪河纵横，风光无限。
袁承宠身着素装护卫藏刀带弓随其后，徒步越岭辗转各保巡视。途经施溶保路段时密林中跳出几位强人拦住去路，袁心里紧张待回头原路回逃，结果仍有强人现出挡住回路。众强人皆用黑色抹面，难辨其像。袁见不得逃便立原处不动，待强人发话，同时急待护卫赶到。强人见这位锦衣人仅带一土人引路，料定是往来客商，心中自喜。高喊道：“哪路毛神，竟敢私闯我家地界，留尽路财放你性命。”袁不懂土话，求助向导后，明了其意，说：“生意人，财不多，白银二十。”说完话仍然立于原地不动，静待事变。
强人虽不懂汉话，但见这位锦衣人弃银于路，心中暗喜，头目探步向前欲取白银。忽然林间风声顿起，但见一束寒光闪过，飞箭直射头目咽喉，头目随即倒地毙命。林间忽又沉静下来，空气中顿时弥漫着血腥气味。众强人一时胆怯不知所以，仍然立于原处不敢动弹。
袁深吐了一口气，心知护卫赶到藏于林木之后。但如此耗神又不得让人放心，必竟仍然身处险恶之中。不等袁多想，又一强人忽然跳起飞刀直奔而来，这回要的不是白银而是袁的性命，不等靠近又一飞箭直射过来正中强人眉心，强人头带飞箭抛尸重落于袁脚前。此时众强人突然惊醒过来，知来者不善，遇到高手，但又不敢再次靠近这位锦衣人。慌忙之际，护卫冲出暗处，直奔强人，二三回合，众强人横尸路旁。
护卫来到袁的跟前，拱手只说：“护卫来迟，望老爷见谅。”袁两眼平视前方，冷汗湿透衣背，呢喃回答说：“早闻司地匪徒凶悍，杀人如割草，今得见，果然！”
护卫收回银两，清点尸体，不想急情之下已斩杀强人十之有余……
袁重振精神，向导在前护卫紧跟身后，继而沿路向前，无话。只是经过密林深处仍然有些心惊肉跳、背若芒刺，好在路经所处竟然再也无事。
上榔溪保有一主寨，俯视其寨。袁与随从不由加快了脚步。进得寨门，寨内三十余家，竟然关门闭户，不见行人。寻得保长，也是面如土色，仿佛惊恐有余。闻听知府驾到，苍促迎接。坐定之余寨民听说只是新任知府老爷到寨，寨民陆续出洞见面。袁巡回此寨，见土民生活其状，心沉眉锁，不 忍言语。便把途中遇事详尽告诉保长，保长闻之不惊，想得途中遇匪，见惊不怪，只是反复详言：“路途小心，小心！”随即招呼下人去密林处收尸，就地掩埋。
袁承宠巡视各保土民，见男女服饰无别，尽皆长发垂背，头裹刺花巾帕，衣裙尽刺花边，与红苗无异。男女同行，不拘亲疏，不分男女。山歌以奸淫为传媒，虽亲夫当前，无所畏避，且共聚山林或河畔群奸野合。
对旧土司时传下的种种陋习，袁承宠心有所思，决定出示化导，分别限制，但对近千年流传的恶俗陋习要彻底革除绝非易事，既要有长远打算，又不能超之过急。
不料半年后，有潘果的事情发生。
潘果，安徽无锡县进土。时年由宜章知县调任永顺府同知。喜爱读书，表面文静，但内性既贪且酷。土民暗称他为汉奸。
潘果时常穿戴官服，带领役卒巡回各保，所到之处无不寻找罪名加害于人，又借征税，勒索土民，或纵役卒强奸民妇。并扬言谁要上告罪加一等，土民惧怕都不敢作声，受害人数激增如无数堆集的干柴，久恨积压欲待爆发。
改土归流初期的永顺司地，司王虽然贬为庶民逐回原籍江西，但仍有势力存在并转入地下。原五十八旗长失去权力，深恨朝廷并借此机会向土民散布不满。见时机成熟，旧土司总管田尔根秘密传令原各旗长彭志文等四十四人，并号召土民三百余人拥入颗砂行署。强行扣压役卒六人，扬言要烧毁行署，驱逐朝廷官员，恢复旧土司统治。行署游击马腾蛟是本地土民极力劝阻，并说明准如事变朝廷必然派兵镇压，各旗长都难保性命，同时又说肇事役卒朝廷必有说法等。三天后，土民逐渐散尽。田尔根见事不成，重又号令各旗长齐集王家村，并宰牛饮血盟誓，同往镇竿（今沅陵县）求见道宪，控诉永顺府同知潘果等罪行。道宪提督岳超龙见后，即行飞奏朝廷。朝廷震怒，命湖南巡抚赵宏恩，御史苗寿、唐继祖等随带兵丁五百飞赴永顺府地调查处理此事。查潘果等役卒仗势欺人，贪污受贿，强奸民妇属实，当众斩杀行凶役卒五人，同知潘果撤职，贬为庶民，逐回原籍安徽无锡县。知府袁承宠因监管不力计大过一次，以示警告。旧土司总管田尔根聚众闹事等四十四名原旗长罚银五十两。如有再犯，杀无赦。事件平息。
潘果回原籍途中在偏僻边径被人宰杀。尸体高挂路旁大树上，知府袁承宠赶到命人放下潘果尸体，就地埋葬，查凶手没有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次年，知府袁承宠上奏，表明永顺府地土民生活贫困，为示朝廷对新纳土地区的土民关爱照顾，要求朝廷豁免永顺府地秋粮银一年，获准。
秋粮银是旧土司时期的一种纳税方式，年均一百六十两。民间俗称火坑钱。虽以田亩多少为准，但实际征交起来，土司官员却任意轻重，每户一坑，征银二钱二分。每年杂派数次，不计多少，到手算数。此后同等杂税永远豁除，土民闻讯皆大喜欢。
同年，公布详革土司旧习的告示，其中禁止土苗匪徒捉拿人畜为首项。旧土司时期，匪徒捉拿人畜烧劫抢掠视为常事。永顺司地，南邻六里红苗，西接酉阳，北连容美，茅岗等十八土司官员与匪勾结，以偷夺为生，寻事为活。朝出暮入，坐草拿人，被捉男女，用石塞口，不令喊救。随后通知其家属索取赎金，否则杀人。弄得土民村寨，坐卧不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对此，知府袁承宠使用兵丁详装商人样子等手段，引匪出洞。先后捕获头目及匪徒百人有余，并当众斩杀不赦。
同时，禁止男女混杂坐卧火床。旧土司时期，土民家庭均无桌椅，更无卧床可言。每家每户均设火床一架，将炉灶建在火床当中，吃饭睡觉都在其上。白天环坐，夜间男女混杂睡在一处，即有外客留宿，也是如此。禁令要求，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不得仍因火床坐卧混杂，并令各处保正，甲长、牌头、逐户宣谕、检查，违者各鞭杖一百。
如此，几年下来永顺府地社会逐步稳定，土民安居乐业，世风逐渐王化，人口约次增加。旧土司行署已不再合符施政要求，新建府城迫在眉捷。
知府袁承宠与知县李瑾共同商议筑建府城一事，约带兵丁往来各保勘测境内地域。在榔溪河畔观测，但因地势险阻，跨溪环岭，花费巨大，且又无更多平地建置祠庙行营的地方；颗砂是旧司所地，虽较宽敝，但距河甚远，运载艰难；惟有旧司西北三十里处猛洞坪，地势广阔平坦，且与溪河交汇，可疏浚以通舟，周围群山环抱，气势磅礴，树木葱茏，府城县署初步决定建城于猛洞坪。
报请省巡察使唐继祖，巡抚赵宏恩审查。唐、赵得呈文后，亲自率领属部官员来永顺勘察，甚是满意。上属批准后，便决定于猛洞坪修建府城县署。城址决定后，测绘图形，按椭图形城垣设计，作建筑城墙规划，一方面安排官署、庙宇、住房、街道地址，准备动工……
府署在县城内西北，知府袁承宠领公帑建造。大堂、二堂、三堂各三间，内宅三间，上房十二间，仪门、头门各一间。头间内建喜鹊楼一座，内书“清”、“慎”、“勤”三大字，外书“天理”、“国法”、“民情”六大字。头门外照壁，壁上画贪狼一只。
县署建在城中心，知县李瑾领公帑修建。
府县两署共费白银962两3钱4分5厘。
后年，在知府袁承宠的倡仪下，成立义学三所，即：城内义学、老司城义学、勺哈义学。聘请外地学师，招本地学子，学习汉语和文字。在府地引起轰动，并一时传为佳话。
又后年，即：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癸丑）修建城墙。
四月，修建城墙工程动工。县领帑银17021两，知府袁承宠捐银三仟两，知县李瑾捐银九佰余两。集以砖石，就地取材，周围5里3分，计长954丈，入土3尺，加女墙3尺，合1.9丈，设五门，即：东门朝阳，南门文昌，正西门义和，西北门来仪，北门拱宸。门上各树一楼，高2.6丈，计炮楼14垛，炮口180，又设水门有四。此城垣修工程，于次年五月完工，费时一年零一个月。
又陆续修建各种祠庙于县城。
建府城隍庙于正东街。县城隍庙于城东南。府文庙于大西门内。县文庙于北门内。关帝庙于东门外。马王庙于城南门。
府县两署及城垣的建成，是汉文化正式进入永顺府地的标志，代表旧土司专制统治的结束和接受汉族文化的开始。之后，境内各保村寨大兴祠庙建筑，竟然到了有路必有村，有村必有祠庙的地步。供奉的神灵中以观音大士和关圣大帝居多。这两位汉族民众的精神领袖在不到几年的时间内，迅速占居了永顺土民的心灵，并成为土民处世为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支柱。
依此，不难看出，首任知府袁承宠的施政手段和智慧的高明，可谓用心良苦。之后，永顺府地土民以惊人的努力迅速王化，唯恐赶之不及。对知府袁承宠心悦诚服，五体投地，感激不尽。
但是并不等于所有的土民都对汉族文化感到新奇，自然环境的恶劣和土民生活还没有脱离天灾人祸的地域局限。旧土司传统的悍卫者仍然有一定市场，表面繁华的背后暗藏杀机。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乙卯）知府袁承宠离任。
有记：袁承宠任于建府之始，永初设郡，事务繁剧，咸力任之，且革除土司弊政，不遗余力，贡献尤多，政绩斐然。如筑城垣、清田赋、兴学校、建祠宇、开河路、设渡船、造桥梁、置邮传、行保甲等等。继任知府李询，铭记。
往事越千年，今天的永顺县城已经很难找到往年的痕迹。我们只能借助史书，穿越时空遂道回到过去，与先人对话，亲历先人的事物，感受往事的艰难。先人为社会发展所留下的动人故事，仍然在史书中闪光……

传  教  士
邮编416700	湖南省永顺县计划生育局		危祖望	2006年8月初

	许多年以前，永顺地境到处被愚昧、迷信和恐惧所笼罩。那些大胆追求梦想的人受到封建恶俗的残酷迫害和挤压，但是有一个人敢于面对恶势力的挑战，强烈地命运感驱使他冲破黑暗的海洋和山地环境的层层阻碍来到永顺地境，传播荣誉、财富和上帝仁慈的爱。
	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福音教传入县境。
	福音、天主虽为二，其实皆为耶稣基督教。是年，牧师梅先春（芬兰人）由永定来县传教，在县城万寿街赁房一栋开设福音支堂。不久，牧师饶义联又携眷来县，改支堂为总堂，随办男女学校各一所，其校舍仍赁城中民房。随入教者众，乃于民国十二年租王家坡地，修建福音堂。牧师甘德纶、吴雅国等皆芬兰人。随办小学，曰永华小学。除总堂外，还在颗砂、石堤西、龙家寨、铜瓦溪等地建立支堂；于官仓坪、羊峰城、泽帮、贮库坪、刘家湾、翁白湖等地设讲堂。
	梅先春，原名维尼．格兰特。1883年出生于芬兰国一座名叫瓦萨的港口城市。父亲是一名远洋水手，母亲是一位家庭教师。子女共四人，格兰特排行最长。父母是基督教信徒。因此，格兰特自幼受《圣经》故事影响至深。
	因父亲常时间不在家，每周安息日，格兰特及弟妹只能随母亲去当地的基督教堂进行礼拜。教堂庄严宁静的气氛使格兰特肃然起敬，并成为了该教堂少年唱诗班的一名成员。
	15岁那年，受父母安排同时也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格兰特就读于芬兰圣玛丽国家神学院，主要学习神学及东方历史和中国语。由于成绩优异引起了上级教会的注意。三年后，格兰特作为一名牧师的身份回到家乡瓦萨市。这段时间对于格兰特来讲是温馨和浪漫的，与家人漫步于瓦萨海湾。格兰特望着遥远的地平线，对《圣经》中的东方伊甸园充满向往。他对父母说：“我要出海远洋。”父母听格兰特如此说，只当是他一时冲动和玩笑，并不在意。直到三年后，格兰特以梵蒂冈传教士身份出使东方的时候，他的父母才意识到格兰特的这句话并非一时的冲动和玩笑，这一切都真实地发生了……
	格兰特在家中接到圣玛丽国家神学院的召回通知。便与家人告别，踏上去往神学院的回归之路。
	圣玛丽神学院，地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的北郊。是一所隶属梵蒂冈天主教中心机构的神学院校，每年培养成批的神职人员安置在各地教会和派往世界各地传教。格兰特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令他感到自豪和神圣。此次的学习内容比上次更为详细和具体：东方地理、民族习俗、文化特征、教育形式、政治因素、法律构成、自然资源和人口模式等等。同样以优异的成绩冠于众多学员之前列。三年后学习结束，格兰特被分配去远东的传教团队。目的地：中国。
	不久，在瓦萨市的家人接到格兰特的来信：
	亲爱的父、母以及弟妹	你们好！
	再次的神学院学习巳经结束，我有幸成为去远东国家的一名传教士，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是我对中国的了解只是理论上的，不过我想，中国一定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同时又听说那里富裕之极，就连屋顶都是用黄金铸成的。在那里一定有《圣经》中的伊甸园，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生活的地方。
此一离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记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我要出海远洋。这个愿望今天得以实现，我要把上帝的爱传遍世界各地，让上帝仁慈的光芒照亮世界每一个角落。
阿们！
1904年2月
											爱你们的维尼．格兰特

这封信的寄出意味着格兰特在芬兰国作为牧师及家庭生活的结束，同时也是格兰特身为传教士艰难历程的开始。
对于家人来说，不能讲没有若同生死别离般的痛苦和难舍。但是，想到格兰特作为上帝使者去周游列国进行传教，内心又感到无比神圣和自豪。因为格兰特是上帝的仆人，并肩负着传播上帝仁爱的神圣使命。
芬兰国地处欧洲北部，波罗的海和波的尼亚海湾将其半围。东接俄罗斯国，西与瑞典国隔波的尼亚湾相望，近百分之九十的居民信奉基督教路德宗。14世纪中成为瑞典国的一部分。1808年至1809年俄瑞战争后，并入沙皇俄国。1917年12月6日芬兰国宣布独立。也就是说，在与维尼．格兰特同一时代的芬兰，当时还是隶属于俄罗斯沙皇管制下的殖民地。至于建都赫尔辛基市还是芬兰国宣布独立以后的事。
就当时情况而言，赫尔辛基市仍是芬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最大海港，水陆交通便利。在成为国教的圣玛丽神学院一直位于该市的北郊。不难想像，当年的维尼．格兰特并不是一名与沙皇俄国拚斗并要求芬兰国独立的激进地革命青年。对于一个自幼就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上帝的人来说，一个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自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整个世界当成了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民族，本着仁慈之心去爱人、爱己、并爱自己的敌人。
1904年初，维尼．格兰特并同出海远洋的150名传教士，分别登上芬兰与西班牙联合商船队的船只。共有五艘商船，分别名为：赫尔辛基号、瓦萨号、海盗号、锁龙号和西班牙号。
清晨的海雾尚未散去，东方曙光巳染红整个海空。商船拉起宽高的帆，渐渐驶离海港，其观英勇而壮烈……
商船驶出芬兰湾，进入波罗的海；又经丹麦国的西兰岛；绕过卡特加特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驶入北海。接着航向转西南，穿过英国与法国之间的英吉利海峡进入大西洋；继而航向一直向南，到达西班牙海域的拉科鲁尼亚港靠岸补给。
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上。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的摩洛哥相望，扼大西洋和地中海航路的咽喉。人口大多是西班牙人，多信天主教。1492年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同年10月，以哥仑布为首的探险船队，横渡大西洋并发现新大陆，后逐渐成为海上强国，有许多殖民地。
其实，早在许多年以前，与西班牙隔地中海相望的意大利的威尼斯城。有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探险家，经历山地的长途跋涉到过中国，并有著书《马可．波罗游记》。书中声称自己巳经找到《圣经》中的东方伊甸园。但详细地点却模糊不清。之后，哥仑布抱着以马可．波罗相同的目的，几乎丢掉性命却没有找到中国，更没有见到他心目中的东方伊甸园。续马可．波罗和哥仑布之后的几百年以来，又有许多类似的探险家和冒险家，怀揣着各自心目中的伊甸园纷纷来到东方。可是《圣经》中的伊甸园又在那里呢？
此时，身为芬兰传教士的维尼．格兰特可以算是其中的一位为寻找东方伊甸园的狂热的追寻者。
1904年4月6日，商船队驶离拉鲁尼亚港。航向向南再向东，直插直布罗陀海峡。再次到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港停靠，又有近百名西班牙传教士陆续登上了商船队。船队离开阿尔梅里亚港后，横穿地中海，接近苏伊士运河河口。
苏伊士运河是一条国际通航运河。它穿过埃及国土，介于亚、非两大陆之间，北通地中海、南接红海，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扼欧、亚、非三洲交通要冲。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直接控制苏伊士运河。沿岸诸多的阿拉伯列国，绝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对于欧洲诸国信奉耶稣基督教的居民来说，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上帝”。因此，维尼．格兰特所乘的商船队在苏伊士运河的所经列国，并没有传教士下船进行传教的任务。如此，商船队经过苏伊士运河除了必要的装卸货物而靠港外。传教士们一直在船上等待或观赏风景。
商船队驶离苏伊士运河后，经过红海，航线转向，直指东方……
就这样，商船队跨洲过洋，途经诸多列国。商船队在进行贸易的同时，又有一些传教士先后下船到达各自进行传教的国家和地区。商船陆续返航。最后一直到东方中国的只剩下一只名叫西班牙号的商船，船上包括维尼．格兰特在内的20名传教士于同年5月到达中国香港。
时值清朝末年，大清帝国日趋腐败，地方官吏廉者少而贪者多。加之国外列强的入侵和影响，自然经济解体，农村两级分化严重。天灾人祸不断，社会开始动荡，民众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维尼．格兰特与他同行的传教士们终于踏上了他们日夜向往的东方中国。在感叹的同时，想必对当年中国的社会现状却是知之甚少。反之，如此动荡的社会民众谋求精神安慰者可谓多多，除了求神拜佛，如今又来了一个“上帝”，绝望中又多了一分希望。站在外国传教士的角度上来讲，苦难深重的中国民众此时更需要得到“上帝”仁慈的关怀和宽恕。
格兰特在胸前划着十字，口中念着《使徒行传》2：25--2：28中的词句：
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
所以我心里喜欢，我的灵快乐，
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因你不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巳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
传教士们在香港信义神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修整，等待教会的再次分配。
信义神学院，又名“道凤山基督教丛林”位于香港地域以北，广东省境的南方。是接连和方便内陆与香港传教士们往来的集散地之一。早在许多年以前，是诸多国外势力向中国进行宗教文化实施影响的产物。有许多东、西方各种文化在此交流、融汇后，又分别传往东、西方。是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总部。同时，在沿海城市，如海南岛、澳门、厦门、福州、杭州、上海、天津等地方，设有基督教会的领导分支机构，但是在中国内陆省份的分支却不多。可能为了向中国内陆进行渗透，与格兰特同批次的传教士们走到了前沿，并且都是同格兰特一样接受神学等相关知识教育长达六年之久的传教士，可谓精英中的精英了。
一周后，其他传教士分别去了沿海各城市。格兰特却留在了信义神学院，时间半年，目的是为深入内陆传教奠定基础。
其间，格兰特在芬兰圣玛丽神学院所学有关东方知识和中国语就此派上了用场。与当地教民接触可直接用中文对话和写日记，在半年时间内竟然学习和可惯用地方方言。同时走遍了香港各地，与民众接触和询问前人今事无所不包括其中，行为敏捷，思路清楚，目的明确。内容多是政治形态、经济现状、文化意识、民生民意和发展意向等等。似乎超出了作为一名传教士的权限和范畴。看来这个名叫维尼．格兰特的外国传教士巳经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人了。但是，格兰特心中一直有不意之处，就是那“东方伊甸园”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根椐《创世纪》（2：4）有这样的记述：
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  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就是环绕哈排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
依此记述，我们打开世界版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亚洲西部的伊拉克境内，但疑问仍然不少。
伊拉克位于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和伊朗高原之间，绝大部分人口是阿拉伯人，余为库尔德人，且绝大部分的居民同其他阿拉伯人一样信奉伊斯兰教。南部和西南部为沙漠，东北部为山地；中间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积成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是古代巴比伦文化的发祥地。属于纯粹的沙漠国家。这与《创世记》中所记述的：“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生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相比，遥不可及。同时伊斯兰教义中，不可能有也不充许有耶稣基督教的宗教存在。这就给后来的包括马可．波罗和哥仑布以及诸多的探险家和冒险家出了一个难题，他们不得不把眼光再次遥望更远的东方，那就是中国和印度。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人口以印度斯坦族人为主，虽有几十个少数民族，但绝大多数居民信奉印度教。是一个以印度教义立国的国家，同伊斯兰教一样，是极端固守和自闭的原教旨。1757年以后，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基督教才有机会在印度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在此之前《圣经》中的“伊甸园”不可能在此国产生和立足。那么，“伊甸园”最有可能的地方只能是中国。
在马可．波罗探险时期，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就明确指出“东方伊甸园”在中国境内，虽然地点模糊，但大至范围却巳经确定，书中记：“我在中国大陆发现了伊甸园，那里是最富有的王国，到处是香料和黄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33年，一个名叫詹姆斯.希尔顿的英国人因逃避战乱，乘飞机从印度飞越喜玛拉亚山脉，飞机在中国西藏某地迫降。这位英国人无意中闯进了一处据他自己认为的东方伊甸园：
这里有二条河流从此城经过，附近有大片的森林和金矿。各种宗教在此地交汇、融合并吸收。居民安居乐业，富足有余。但此地与世隔绝，只有一队马帮出入山地与外界联系。我爱上了一位当地姑娘，但是，后来才知道这位美貌少女，年龄足有60余岁。……
这个英国人与同伴共5人，在此城生活了近二年时间。后来徒步返回印度，并出版一本名为《消失的地平线》的书。这本书籍的出版很快引起世界性轰动。之后，又有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和旅行家们蜂涌而至。在西藏等处寻找这个英国人所描述的“东方伊甸园”。但是，伊甸园所在地点却让后来的人们发生了争议。中国、印度、不丹和尼泊尔等国的专家们至今仍然为争取和说明“伊甸园”的确实地点在本国而无休止的进行论证，并为此大伤脑筋，仍然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定论。
从时间上看，格兰特来到中国大陆与这个著书《消失的地平线》的英国人虽然时代相距不远。不同的是，这个英国人无意中撞进了他自己认为的“东方伊甸园”。然而与格兰特寻找的“东方伊甸园”相比较却是天壤之别。
半年时间很快过去，格兰特接到教会通知，去一个名叫湖南的内陆省份长沙城的卡苏尔修道院报到，并等待再次分配。
信义神学院为格兰特租用了一辆马车。也许受到格兰特敬业精神的影响和鼓舞以及寻找“伊甸园”的痴迷和执着。一个名叫阿兹龙的西班牙修士决意跟随格兰特一同前往。教会同意。临行前二人准备了简单的旅途用品，告别了信义神学院，开始了前往中国内陆的漫漫苦旅。
马车摇摇幌幌一路北上，经过广东往湖南方向而来。途经所处无不引起当地居民的惊异旁观。人们争相望着这两个身材高大，相貌怪异且身穿黑色长袍的人，议论纷纷，不知何物。格兰特却很高兴，没有放过任何与居民接触的机会，常与有学识的人交谈、请教，同时又传经布道。沿途居民从过去知道的“盘古和女娲”，现在又听说了“亚当和夏娃”。天上又有一个“上帝”和“玉皇大帝”是邻居。
维尼．格兰特用通俗的语言，给人们传述着《圣经》中的有关上帝的故事。故事内容使人们大开眼界，知道了出了中国之外还有另一个天地，那里的人们在“上帝”的关照下“快乐”的生活着。
可是，阿兹龙修士却语言不多。虽然中国话并不流利，但他那深蓝色的眼神里时时流露出深重和失意。
阿兹龙修士，出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城。从小受欧洲中世纪骑士思想的影响，喜欢舞弄刀枪。长大成人后参加了西班牙外籍军团，并成为该军团中一名本国士兵，退役后本可以像其他居民一样平安度过自己的一生。但是，命运多捉弄。阿兹龙与兄长同时爱上了一位本地姑娘，兄弟之间因此产生感情隔阂直至发生冲突，阿兹龙盛怒之下将兄长误杀。此后，阿兹龙陷入极度地后悔和内疚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无颜面对家人和亲友以及社会的指责，无奈地痛恢使他走进教堂大门，从此成为一名闭门修士。1904年4月芬兰和西班牙联合商队经过阿尔梅里亚港，阿兹龙登上商船，就此踏上如同维尼．格兰特一样的去往东方的远洋之路。所不同的是，一个为寻找东方伊甸园而心潮澎湃，另一个却是以此作为赎罪而忏悔不己。
后来，在香港信义神学院阿兹龙接识了维尼．格兰特。并被他渊博的学识所折服，决意跟随格兰特周游世界，以平服自己忏悔赎罪的心。
月余后，格兰特和阿兹龙到达长沙城的卡苏尔修道院。辞别了马车夫后，两人一同走进修道院大门，一切似乎很顺利。
在卡苏尔修道院的这段日子里，格兰特感到很惬意。虽然还没有找到他的“伊甸园”，但是，与众多教民接触和传经布道的过程中让他看到了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教前景，并对此充满信心。阿兹龙的年龄次于格兰特并随时跟随其左右。两人经常出入修道院和民间各种场所，让更多居民知道“上帝”的存在和仁慈，同时吸纳他们入会，以此扩大影响。无论亲疏、贵贱、贫穷和富有，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其间，在两人的努力下，居民纷纷来到修道院进行礼拜并高唱圣歌。修道院一时成为众多居民排忧解难、肃静养心和赐救贫穷以及缓解痛苦的“上帝处所”。每周安息日，修道院的钟声在湘江两岸回响，居民躁动不安的心一时得以平静。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主要宗教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且都是“外来品”，只有“道教”是“自产货”，其教义是：向往长生不老，追求天地永同。
我们知道，中国神话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人神同一。而非西方神话思维的人神同构。因为在中国人的宗教观念里，人和神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界线，所以中国的神和人之间其实从来就没有分得很清楚。这种对信仰的随意性助长了一种混乱，在三教合流的趋势下，道教将民间的神灵和佛教的菩萨通通归拢到自己的集团中，同时更不排斥外来神灵的加入。这就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以至后来成为中国主要宗教教派之一。
格兰特对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并不十分清楚，但他见到民众并不完全反感，且乐意接受和吸纳。这与欧洲中世纪和阿拉伯国家对异教徒的无情残杀以及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民族与国家分裂的局面大不相同。令他感到震惊和庆幸。
如此，格兰特和阿兹龙辗转长沙城内外、湘江南北。在完全熟悉了民风民情和地理环境后，时间在这种无声无息的传教生活中过去了二年。后来遇见一位名叫冯花白的教民，引起了格兰特的注意。这位名叫冯花白的老人是长沙城的一个教书先生，对“上帝”的存在和“亚当夏娃”作为人类始祖的说法感到新奇。读过中文《圣经》的译本后，便把“伊甸园”与中国道教中的“世外桃源”相对照。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同等的可比性。
在东周的文献中有不少关于一个与凡俗世界不同的地方的记载。那个地方是理想和美化了的，为神灵或另一个境界中的人类的居所。这种美化的境界大致分为三种：神仙界、远方异民之国和远古世界。这种神仙信仰在其萌发之际就开始虚构一个神仙居住的乐园，生活在这个乐园的人类，可以摆脱在世上无法逃避的生老病死自然法则的控制，得到永生不死的保证和一应俱全的享受。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关于西部的昆仑山和东部三神山的传说。
昆仑山在中国远古神化中，是一座众神居住的万神之山。依照《圣经》的说法可称为“众神的宫殿”。
山海经．海内西经有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下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百神之所在。
对后世神仙世界观有重大影响的还有三神山的传说。
史记．封禅书中记：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蠃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引风而去……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
这两处神仙乐园，一处在极高的山丘之上，一处在极深的海洋之中，在那里：国土以黄金铺地，所用器具用无量杂宝以及百千香料共合而成，到处是莲花香洁，鸟鸣雅音……众生没有痛苦，享受无限快乐。
这位冯花白先生把相比的情形告诉众人听，消息传到格兰特的耳朵里更剌激了格兰特对“伊甸园”或者说对中国“世外桃源”的追寻热情，顿时觉得长沙城邦的地理山势灰暗无色了。他决定与冯花白老先生进行一次谈话，话题自然是“世外桃源”的内容了。一次安息日，众人完成礼拜后渐渐离去。阿兹龙留下冯花白先生，三人便在礼拜堂大厅内进行了纯属民间的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和碰撞式的谈话。
格兰特将西方有关“伊甸园”的前人寻找过程向冯老先生作了简要介绍，重点却放在有争议的双方的理论上，似乎双方都有道理。说白了，无论前人还是今日仍然不能确定“伊甸园”的地点到底在哪里？想听听冯老先生的看法。冯老先生茫然不知所措，对于“伊甸园”他知道不多，只能对“世外桃源”说明一二。他同样以简要的说法介绍了中国道教所阐述的“世外桃源”，并进一步说明了自远古以来宫廷皇帝和民间方士对“世外桃源”的寻求以及探索过程，其结论与格兰特所说的一样，至今仍然没有人能见到“世外桃源”到底是什么样子？
格兰特无奈地再问：“那么，在你看来‘伊甸园’或者说你们的‘世外桃源’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从未见过。当然不能说出它是什么样子。”
“在你一生中或者说你第一眼希望见到的‘ 世外桃源 ’应该是什么样子？”格兰特仍然追问不舍。
这一问似乎给冯老先生一个暗示或启示，他不想让这两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执着追寻“世外桃源”的传教士失望。冯老先生闭上眼睛，脑子里迅速闪现生平以来的或者说他自己内心想像中的“世外桃源”应该理解的样子，陷入一种忘我的冥思苦想中。那里：
群山环抱、丛林密布、溪河纵横、水量充足；到处金壁辉煌，遍地奇花异草；山民深居其中、周边良田万倾……
除于善意，冯老先生将他的理解告诉了这两位外国传教士。格兰特心领意会，悟出冯老先生的良苦用心。但仍然不舍又问：“冯老先生的意思是说，西北方向有可能遇见你所说的‘ 世外桃源 ’吗？”
“是的，但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冯老先生若同卸下重负似的吐了一口气。
其实，在中国地形图上，格兰特就己经知道自长沙城的西北方向有大片山地。那里交通闭塞，信息不通，封闭自守。也许只有这些地方才是上帝创世之初的样子，所以更接近“伊甸园”的模样了。至少格兰特和阿兹龙是这样认为的。
冬季，格兰特和阿兹龙告别了长沙城卡苏尔修道院。仍租用马车，依然是简单的行装，身穿黑袍，起程前往西北方向的探险之旅。如此，途经汉寿、常德接近西北地区，平原地势消失，展望眼前的却是连绵大山……
慈利境内的大青山是进入湘西的第一道屏障，这里群峰峻岭起伏如波澜，青松翠柏成片成林如汪洋巨涛。
	清晨，向导、格兰特和阿兹龙一行三人，开始登上大青山石板小道，沿路走走停停盘曲而上，观赏山川丽色和无限风光。
大青山是一座青岩质地、风光优美的石山。多有悬泉瀑布挂于石壁之上，奇花异草沾连露洙在晨光下闪烁荧光。格兰特与阿兹龙二人心中暗阅喜不自胜。
如此。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半月后来到大庸县城。
普光禅寺位于县城之南，占地二十余亩，分三进：前殿、中殿和后殿。分别供奉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后土皇帝等神祗，又有金刚、罗汉等塑像分别立于各殿左右。气势恢宏威严。
禅寺主持群觉和尚接待了这两位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并随导两人观看了禅寺建筑和设置。虽然在此之前格兰特在芬兰圣玛丽神学院学习期间，对东方历史和文化有所了解，但如此近距离接触还是首次，目及所见让他感叹和震惊。同时有意在此停留一段时间，以便详细了解内陆宗教情况，群觉主持同意。
就这样，格兰特和阿兹龙便在普光禅寺住了下来。期间，常与禅寺众僧侣集会，彼此长谈，相互交流。众僧侣自此知道了耶稣基督教的大致历史和发展过程，格兰特和阿兹龙了解了更多地有关中国的佛教、道教学说和知识。彼此感慨之余又惊叹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博大和精深。但是，湘西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与山外之隔的大汉民族之间的风俗民情、生活习惯却有着惊人的差异。单说教育，主要是依靠民族传统的口头教育和实践教育。男女孩童，从小跟随父母劳动，学习种田、织布等劳动技能。同时，接受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教育。如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谚语、迷语等等，教师少，程度低。有识得汉字者即为师。
这又让格兰特和阿兹龙感到不解和震惊……
格兰特有写日记的习惯，当然也不是天天记录繁琐小事。在他认为所涉及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民风习俗等等不能错过的，便详细记录下来。因此，往来所处无不随身携带笔记本，且风雨无阻。
在如今的人看来，这两位个子高大，身穿黑袍的外国传教士却出入佛家寺庙，又与身穿黄色长袍和红色袈裟的佛家和尚混杂其中，那场面一定让人泣笑皆非。但格兰特和阿兹龙却不以为意，时常出入寺庙内外和深埋于书籍当中，且不知疲倦。又与众和尚师徒们交流生活和学习本地方言。民间戏称他俩为：洋和尚。
如此，普光禅寺的藏经楼成了他俩进出最多的地方。藏经楼书籍中又有道教、佛教、儒家和古代历史及文化等诸多典籍。但他俩读阅最多的还是道教、佛教书籍中有关“世外桃源”的述事内容。再把认为不可遗漏的记录下来，时间在无声中消逝。不觉一年有余，禅寺内外复又花开花落……绿黄春秋。
大庸县城距北方向，澧水河傍南而过。风景虽是美丽，但在格兰特来看却与心中的伊甸园相距甚远。同时，大庸县城仅隔慈利与平原丘陵地势接壤，并没有深入西北腹地。西北望仍然苍山茫茫 ……
格兰特没有就此定下心来，强烈地使命感仿佛在催促他继续前行，上帝的声音不断在他内心发出，“仁慈”的光芒将通过传教士们的言行传遍全世界。这也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们甘心忍受痛苦和孤独寂寞的动因所在。
中秋时节，二人告别了普光禅寺的众和尚们。望着格兰特和阿兹龙远去的背影，群觉主持感叹颇深，这与佛家所称的“苦行僧”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密林深处的山间小路难辨难行，在向导的带领下尚能通行。格兰特和阿兹龙自幼在城市长大，此行的艰难程度对他俩来说巳是自不言语了。
经过一个山寨，格兰特决定停下休息。过溪小桥，山民们纷纷出来观看这两个陌生人，见他俩身穿黑袍，模样怪异，惊恐之余更感稀奇。寨主与向导交谈后才知是“ 洋人”，忽然又听见这两个“ 洋人”居然说出本地土话，山民们内心震憾可想而知。
但不管怎样这两个远道而来的必竟是客人，山民惊异地同时并没有忘了做饭菜接待。格兰特问清地名后，便坐下并拿出笔记本记下中途经过的地方，阿兹龙与山寨的孩童们玩乐。寨主问向导：“他两个是做什么的？”
“他两个是‘洋和尚’。”向导用极其通俗的言语回答了寨主看来深奥难懂的提问。
“哦，原来外洋也有‘和尚’。”寨主呢喃仿佛自语。
既然是和尚就不用怕了。寨主来到格兰特面前，又见格兰特在笔记本上画着什么，问：“你干什么？”
“写字。”格兰特微笑回答。
“有什么用呢？”寨主又问。
寨主这一简单地提问一时难住了这位经过六年在神学院学习的传教士。是的！有什么用呢？格兰特望着向自己走来的阿兹龙，心想只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答寨主出于本能的提问。他赶紧对寨主说：“你随便说一句话吧。”寨主看了看格兰特又转头望着向导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在向导眼光鼓励下，寨主吞吞吐吐说：“我爱我的妈妈。”
格兰特当即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句话，此时阿兹龙巳到跟前。阿兹龙往笔记本上看了看似乎明白了格兰特的用意，便大声念出：我爱我的妈妈。
这回更让寨主吃惊了，同时也明白过来，这就是“写字”的作用了。
“洋和尚，把这些东西教给我们吧！”寨主说。
“好呀。”格兰特答应下来。
如此，格兰特和阿兹龙在山寨住了月余，叫石匠将日常用语和用品的文字刻在石头上。同时又将《圣经》中的故事讲给众人听。一天，阿兹龙问山民往前走可有大一些的地方，山民回答说，翻越前面几座大山就能见到一座大的府城。
之后，根据山民指示的方向，格兰特来到永顺府城。立于南山俯瞰西北方向，永顺府城在云彩中时隐时现：府城四面环山，古木葱莽。三条河流将府城拥立其中，椭园形城墙，又分东、南、西、北四城门和四座廊桥。城郊万亩良田、稻色金黄。城中心有一片高大的银杏树，似乎成了府城标志景物。见此美景，格兰特顿时觉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激动涌塞心头。他想到了《圣经》中的伊甸园和道、佛两教中的世外桃源。
在如今的人看来，这位名叫维尼．格兰特的芬兰传教士居然把永顺府城当成了“伊甸园”和“世外桃源”，让人感到幼稚和可笑，甚至会怀疑这位传教士的眼力。然而，当年的永顺府城也许有着与“伊甸园”和“世外桃源”中所表述的地形和景物的相似之处。否则，这位芬兰传教士或许不会停下前往西北方向的探险脚步，并且常驻于此进行传教且长达几十年之久。
格兰特在府城的突然出现，立即引起轰动。府城居民狂奔相告，纷纷走上街道，望着这位洋人，个个目瞪口呆，顽童与好奇者相距跟在格兰特的身后，不知所以。
这是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秋季。发生在永顺府城的事情。
格兰特的到来是西方宗教文化正式进入永顺地境的标志，同时也是基督教传入永顺地境的开始。后来的岁月里，在本地的道教和佛教的盘踞势力均受到西方宗教的强烈冲击，使之出现道、佛两教与西方教派三足鼎立之势，这与格兰特的传教能力有着直接关系。
然而，庆幸之余格兰特又不禁悲从中来，阿兹龙修士因遭遇毒蛇之口而命丧中途。他未能见到格兰特所认为的“东方伊甸园”。
为方便传教，格兰特给自己取了一个“本地人”的名字：梅先春。有“四季春在前，花开梅为先”之意。同时在府城万寿街赁房一栋，开设“福音堂”，当然，在此之前他拿了公文先后拜访了府、县两署官员，并求得支持以便开展传教事宜。
传教地点确定以后，梅先春给远在芬兰国的家人写了一封信，也是他自来中国内陆的第一封致家人的信：
亲爱的父、母及弟妹	你们好！
1908年秋天，我想我到达了“东方伊甸园”。当然，这就是上帝创造世界最初时候的样子。我相信没有谁在我之前看到过这个地方。我是带着和平和荣誉而来，他们不是野蛮人，我也不会那样对待他们，而是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尊敬他们的信仰，掠夺将会受到鞭鞑和剌刀的威胁。
阿兹龙修士的死，使我认识到在我们经过的地方是多么的容易受到野兽的攻击。我有很多要学的。我们到达每一个地方，当地人都慷慨地和信任地欢迎我们。由于我们的出现，我们被当成了上帝而受到他们的款待。尽管我听从了向导和当地人建议，并没有见到大量的黄金和白银，除了他们送给我的一些手工艺品以表示他们的顺从和对上帝仁慈的诚意。
经过几年的长途旅行，我没有见到马可．波罗和哥仑布所描绘的那种现代。这里虽然有城市、桥梁，但是并没有黄金堆砌的屋顶。山间的迷雾遮住了这座城市，这地方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它就在那儿。我的旅行袋并没有你们所希望的香料和黄金，但是这片土地却吸引着我的灵魂。我所想到的就是尽快开发这片土地、神奇的“伊甸园”。这是一个一切头开始的机会。
经过异常的艰辛，我要建造“新世界”的第一座教堂。依照上帝的意愿，我在建造“理想之邦”。
我经常想起你们，我爱你们。
																	
											维尼．格兰特

看来，梅先春传教士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把“理想”和“现实”混为一谈，对于同一种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其结果也完全不一样。但是，应该承认“理想”是完成和推动事物发展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自然环境并不能阻碍后来者的脚步。此后不久，又有许多芬兰国传教士相继来到府城，其中一个名叫饶义联的传教士还带着家眷，并与梅先春商议扩大教堂规模，在府城设立总堂。随开办男女学校各一所，校舍仍赁城中民房。又雇用本城有学问之士和自己轮流执教，教授东、西方文化地理、传统和历史。内容繁多，让学生们耳目一新。同时，又有更多外国传教士的身影出现在湘西各地方。一时间，各处县城、大街小巷、山间村寨身穿黑袍的外国人逐渐多了起来，他们与梅先春一样都是为创建上帝的“理想之邦” 而来……
这种“理想之邦” 的构成可作两个方面的理解：
一是一个腐朽社会的没落和坍塌的同时，预示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和创立。站在基督教派的立场上，这个“新世界”应当是属于上帝的。那里的人们无忧无郁，无悲无喜，平静生活。
二是道教和佛教认为的“世外桃源”，是一种逃避现实生活追求天地永同的极乐世界。
但是，上述两种“理想之邦”的设想都有意回避了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那伊甸园中有蛇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被神逐出伊甸园后，生儿育女，生活快乐。佛、道两教中有“仙女”下凡，恋汉于董永，人间生活有滋有味。
这或许是“理想”与“现实”的差别和嘲弄……
梅先春与其他外国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当中，同样遭遇了这种差别和嘲弄。当然，并非“亚当与夏娃”和“仙女与董永”的家务小事，而是不可逃避的严峻地社会现实。
清宣统元年（己西）（1909年）。末代皇帝溥仪即位之初，为标榜君主立宪，谕各省成立咨议局，永顺府署选请光绪年间科举人彭施涤、古丈厅军工荫生杨廷圭二人为省咨议员。
大清王朝大夏将倾，世面有躁动迹象出现。动乱前的死寂让人沉闷地喘不过气来。
两位省咨议员与知府金蓉镜商议。为安人心，倡议民众信仰上帝以分散民众对政事的注意。望梅先春和饶义联加快传教步伐，同时给予施政支持等等。梅先春求之不得，又分别在府城周边乡保设立传教讲堂，只苦于人员少，传教进度慢。
金蓉镜，浙江秀山人士，是年任永顺知府。喜读佛、道两教书籍，但生性残刻。鱼肉百姓，老少皆不放过，多人被逼上山为匪。而金扬言非杀数万人不足以灭匪祸。当年有一位名叫朱益浚的督师援四川途径永顺，得知金的荒谬，密参上级而自代之。之后，金调离，朱益浚兼职永顺知府。
府署政事的变动是梅先春始料不及的，但兼任知府的朱益浚对待福音堂的态度并没有与上任有什么不同。
同年五月，府地冰雹成灾，大如棋子。
次月，洪水冲入府城，城墙东南隅崩数丈。粮食歉收，饥民遍地。
此时的福音堂并没有放过传播上帝福音的机会。梅、饶二人设立粥棚赐粥，救民于水火，使得部分饥民免于饿死。自此扩大了上帝的“ 福音” 在府地的影响，信奉上帝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每逢礼拜日人们拥挤于福音堂内唱起圣歌。平稳、委婉地歌声在府城上空飘转、回荡。仿佛安扶着人们躁动避苦的心。
梅、饶二人自然高兴，在他俩看来“理想之邦”的建立似乎有了一个稚形。但是，府城的现实正面临一场变革的阵痛与难耐……沉默前奏之后，预示着一场血腥屠杀的开始。
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府地自绿营裁尽，始办警务、团防，但时局纷扰，灾祸连年。地方武装力量薄弱，时有劫杀重案，府、县两署无能为力。再任知府李见荃集府城士绅会商，决定将保甲总局改为团务总局，招勇二百名。遇有匪警，立即捕缉，期无漏网。但是府地辽阔，匪事此伏彼兴，迄无肃清的希望。
同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胜利。湖南宣布独立，成立中华民国湖南都督府。当时辰沅永靖道台朱益浚（今沅陵县）顽固效忠清王朝，拒不奉令，因而湘西各府、县仍在观望中。
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永顺光复。
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永顺裁府改县。
时值清末民初，县城的一切政局变化似乎对梅、饶二人的传教活动影响不大。清廷支持传教活动，使梅、饶二位传教士在此立下脚根，并占有一席之地。民国初年，民国政府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西方宗教在境内的发展，并予以支持。梅、饶二人感到庆幸，教民人数逐年增多。此后，一如既往，传教奔波依旧，风雨无阻，劳累不计。
民国四年，天主教传入县境，并在城南考棚初建天主教堂，占地近十亩的教堂建筑和设施，成为当年县城一道标志性的风景。高大的钟楼，每天礼拜的钟声响彻县城内外，吸引了本是福音堂的教民注目和观望。而梅、饶二人的福音堂仍然是赁租的民房，相形之下。梅、饶二人感到了某种来自“同行”的竞争危机。
同时，天主堂内又设有男女学校各一，教会医院一所。除县城总堂外又在新寨坪、石堤、松柏、贺虎溪、李家湾、匀哈、抚字、夹树塘、土地堡、王村等地开设支堂和小学。其传教步伐和规模要比先到的梅先春和饶义联二位福音传教士“润物细无声”的传教方式来得及时和迅猛。
天主教以“救世主”身份的突然出现，是西方宗教文化在永顺地境的又一标志，说明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教堂的建立在形式上为县民摆脱精神痛苦和现实中的难奈提供了躲避场所。同时，又为天主教在县境实施影响，传颂“救世主”的仁慈和友爱提供了机会。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是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全国纷起反抗。湖南各地亦宣布独立。湘西各县市的反袁浪潮此起彼伏，各地方的“义士”和“英雄”们纷纷举起“反袁独立军”的大旗。其中有大庸县境的罗剑仇、花垣县境的孙炳炎、永顺县境的田月卿、萧彬轩和尹桂卿等人，各拉起千人刀枪的队伍。借“反袁”之名，对县城进行反复争夺，队伍所经之处无不留下大片废墟。
同年3月至10月，在争夺县城和零星的战斗中有近千人死亡，伤者无计其数，且半数是无辜平民，更甚者有福音、天主教民候蓝田、潘鸿翥、刘上吉等五名县城坤士，以避战祸，为民请命。周旋和谈判于各路“反袁英雄”之间，结果却被田月卿部所杀，其状惨不忍睹。但是，无论各路“反袁军”在县城你追我杀，还是奸淫掠夺。但对福音和天主两教堂却未敢涉及半步。也许是安抚死者和救赎伤者的各部兵丁分别在两教堂疗伤，或是对救世主或耶稣的迷信；再是福音和天主两教堂毫无抡夺的实际意义。因此，福音、天主两教堂一时成为了县城唯一的安全“孤岛”。每天教堂钟声响彻县城上空，在不断地杀声、喊声和呼救声中挣扎，一时成为死难者求生的希望和逃奔的精神动力。
十月之后，县城趋于平静。……
立于废墟之上，目及所见让梅先春伤感不巳。回想当年自己苦心构筑上帝的“理想之邦” ，今天会是如此模样。同时又见死难者家属平静地安葬亲人的尸体，并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坚忍神态，使梅先春似乎看到了重振 “理想之邦” 的希望。
由于梅先春的努力，并逐年向上级教会汇报福音在县境的传教情况。上级教会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癸亥），在城西河岸的王家坡地修建占地近二十亩的“ 福音” 教堂的建筑群。主体建筑分钟楼、图书馆、礼拜堂、小学、教会医院等等。同时又有甘德纶、吴雅国等十一名芬兰国籍传教士加入。“福音”传教士的队伍渐渐扩大，人员增多，与城南“天主教堂”并驾齐驱。
梅先春升任教堂主管牧师，饶义联升任副主管。……立于教堂大门前可俯瞰县城每个角落。
同年，县境实行乡制，全县设26乡，乡下设保、甲……
如此，县境度过了相对平静地几年时间。期间如遇天灾人祸，“福音” 和“天主” 两教堂的传教士以及义工们常常是义无反顾的参与政府救济的行列，并毫无怨言。
就这样，自梅先春进入永顺地境传教至此时巳有十多年时间。除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外，并没有遭遇到与其他教派的纠纷和冲突。然而，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让梅先春及其他传教士们感到了莫明的抵制和挤压。
后三年，有个名叫何静仙的人来到县境一处名叫西库的地方传教，此教又称同善社，并吸引当地居民刘巨川、刘正卿、刘瑞午等人入社。从此，西库地方一直是同善社势力雄厚之地，尔后为神兵大刀队发源地之一。
“同善社”是一种以其为名的民间说教组织。因当年局势动荡，民众生活艰苦。“福音”和“天主”两教堂不法顾及众多的民生精神和物质需求，就给类似的民间说教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余地。这种来自民间的说教组织，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值得传承的精神根基和理论基础。但是，这种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却要比所谓“正教”来的更为直接和现实，被蒙蔽的众民的言行举止近于荒唐和可笑，无知和残忍。
何静仙，龙山县人。幼年时家庭贫寒，读过几年私塾，识得一些汉字。为人狡诈，善于蛊惑人心。喜读道家和佛教典籍，痴迷书中神话、鬼怪传说，并将其中内容用于实际生活当中，且得心应手。因将同善社组织传播于县境后，“同善社”的滋生、漫延和壮大直至发生动乱，此人能力不可低估。
其实，同善社这个说教组织并非何静仙首创，在此之前由勺哈师范生袁子甄在县内创办。社址初设于县城西衙步，后设旧学宫内文昌阁。袁子甄死后又由杨规原和朱子珍接办。同善社是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邪教”组织，其机构为：总号、总事务所、省号、县社、县事务所共分五级。民国九年，（1920年）起源于汉口，随之传入湖南，并成立省社。省社负责人是保靖县人彭凤池。社内道级分十六层，其中：一、二、三层为“众生”；四层为“天恩”；五层为“证恩”；六层“引恩”；七层“保恩”；八层“顶杭”。四层以上皆称“道首”，九层以上是“高级道首”。
由于袁子甄、杨规原和朱子珍的办事能力有限。同善社在境内的初办和传播一直处于低势，没有多大影响。多数县民只知有“福音”和“天主”而知有“同善” 的人不多。何静仙其人的加入无疑给同善社这一说教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发展壮大的原动力以及生命力。
何静仙巧舌如簧，能言善辩，平等待人的处事态度使信徒们的队伍迅速扩大，待影响和信徒队伍趋于稳定后，何静仙便把注意力转向世面。在他看来同善社要更深入地壮大力量和扩大影响，需要寻找一个假想中的“敌人”或“对手”，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威信，扎实根基。于是，外国宗教势力在地境的盘踞和发展便成为了同善社首要打击的“标靶”。但是，如何进行挤压和攻击需要适当的手段和办法，这一点对于何静仙来说并不是难事。
当年，福音和天主两教堂众多慈善活动中有收救“弃婴”的事宜。其主要目的是把民间弃婴、病婴或父母无扶养能力的婴儿送给教堂。为方便收救，教堂大门旁侧的墙壁上有一个类似抽屉的装置。家人可将抽屉拉出后把婴儿放进抽屉再推入墙内，随之离去。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没有话说，不留姓名。墙内有传教士或义工将婴儿抱进教堂育婴室，取名、编号、检查身体和专人扶养及治疗。待婴儿身体正常或健康后，同时与上级教会联系，寻找有收养能力的家庭或个人，婴儿去向近则国内远则国外。送出后，为避免婴儿成人以后寻找亲生父母无端生出是非。因此，婴儿慈救后的去向均以保密不外泄。对此，何静仙认为有机可乘……
此后，有传闻在民间弥漫开来。外国传教士有吃人肉的习惯，夜间时常煮食婴儿，且不吐骨头，至使送进教堂的婴儿有去无回。梅先春感到了这种来自无形地精神压力，且又无从查证谣言的出处。
对于来自谣言的压力，梅先春想了一个既简单又实用的办法，并将此办法汇报上级教会且获准：开放教堂育婴室。同时敬请教民中德高望众的长者参与到收养育婴和送接的过程当中，长者们一切所见让人敬佩且心悦诚服，谣言不攻自破。
何静仙第一回合败下阵来，但仍不甘心。在每周安息日暗使同善会成员在教堂大门处阻扰教民进行礼拜，有意制造纷乱。如此多次，便与教民们发生了冲突。同善社成员乘乱将牧师饶义联剌死，随即逃散，不见踪影。
当年局势纷乱，政府无力追查真凶，事件不了了之……
之后，同善社传教活动转入地下……静观事变。
饶义联埋藏在福音教堂后山的密林深处，树立青石十字架，上刻铭文：传教士饶义联之墓（1889--1941）芬兰国籍	。
不久，饶义联传教士的家眷离开了这座梅先春致力开发的“理想之邦”：《圣经》中的伊甸园。这一切在饶义联家眷的眼里无异于“罪恶之城”：撒但的故乡。
之后，梅先春收到一封来自芬兰国的饶义联妻子的信，以示平安。之后，音迅全无。
此时的梅先春心中的悲惜可想而知。回忆当年初到永顺地境传教时有阿兹龙修士遭遇毒蛇之口命亡中途，今有饶义联遇剌死于非命。两位教士先后客死异国，更像传递上帝福音的艰苦道路上的里程碑。梅先春不禁满怀悲怆，泪流满面。
数月后，又有美国籍传教士仆尔迪和德国籍传教士海英茨加入福音教堂，梅先春的内心多少有了一些安慰。可是，县境的动荡局势并没有因为外国传教士的被杀而停息下来。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有一个名叫彭春荣的人，拼凑了一支地方武装队伍，并与龙山县境的同样是地方武装的队伍的瞿伯陔部联合，打出“湘鄂川边区民众抗日游击指挥部”的旗号。在龙山、桑植和永顺一带活动，并击毙八区保安部副司令赵崇矩，其下属保安兵丁500余人尽数射杀竟然不留活口。
夏季，旱灾严重，粮食歉收，全县闹饥荒……
秋季，城隍庙内有近20名壮丁被国民军接兵部队士兵活活暴打致死。
此时，同善社仍在积极活动，在何静仙的暗中周旋下，先后在列夕镇、王村镇、莲蓬港等地大肆扩展组织，吸收人员，网络不断扩大至保靖、桑植、大庸、古丈、花垣、龙山等七县市。各县分别设立区社，何静仙为总社长。之后，湘西各地方大练神兵之风兴起。各地点开设神坛，积极组织和训练神兵大刀队员，并提出：大刀兵百万，佐道辅天行。
湘西各地方一时成了神兵大刀队的冒险天堂。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年）。神兵大刀队起事。何静仙号召近五千名神兵大刀队员，赤膊上阵，胸挂神符，手提长柄大刀，冲击乡公所和围攻县城，斩杀无辜百姓和国民政府公职人员无数。同年五月初，国民86军前来镇压，月底，神兵大刀队事件基本平息。
同往年一样，福音、天主两教堂仍然是纷乱中的无辜民众的避难之处。虽然不分党派、贵贱、贫富，忙于救死扶伤的上帝的传教士们，此时感到了困顿、无助和悲惜。立志创建“理想之邦”的梅先春内心略有了一丝质疑和失望。
次年，解放军江南游击队张骥、李善筹所部于三月中旬由龙山分别进入永顺县境，辗转各地方，与县警曹振亚、周海寰、李兰初湘警遭遇，激战一天，互有伤亡。
一天深夜，福音堂来了几位面生的教民。从他们的脸色和行动来看显然是受伤的人。梅先春心里有了几分明白，在教会医院手术后证实枪伤。在梅先春的安排下住进了教堂秘室。受伤的教民似乎心领神会，满怀感激。
数日后，梅先春来到秘室探望，受伤的教民身体恢复并与梅先春进行了谈话。梅先春开门见山毫不隐瞒自己的看法：“你们是共产军队的人，我说的不错吧！”
受伤的教民并没有直接回答梅先春的提问，但也没有回避他的问话。
“听说，梅牧师从芬兰国来县境传教巳有几十年了吧？多年来你认为此地就是你心目中的‘伊甸园’，并想把它创建成‘理想之邦’吗？”
听此反问，梅先春心中不由一震。他盯大了眼睛半晌说不出话来。心想来者对自己了解至深，可谓直触梅先春的内心深处。几十年来的心身奋斗和艰难与苦处刹时涌上心头，一时竟然难以自制，两行冷泪默默地顺面额而下。此刻，他想到了阿兹龙修士和饶义联牧师。同时又想到自己身处异国传教不觉过去了几十年，仿佛听见远在万里芬兰国的家人盼望自己的归去……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并重新振作起来。
“其实，我们同你们一样，都在为创造一个‘新世界’在努力。有许多人为此目标的实现失去了生命，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奋斗。我们同常人一样要吃饭、睡觉，有时也会感到饥渴和疲倦，然后像常人一样死去。不同的是，我信仰上帝而你们相信自己。我相信上帝能拯救世界而你们更愿拿起刀枪。因信仰产生的精神力量我们有相同的地方，同时又有不同。”
此时，双方都感到因信仰各异，彼此的交谈无法深入下去。便调转话题。
“梅牧师，你想家吗？难道不想回芬兰看一看吗？”
“是呀，如果说不想那是骗自己，如果说想我又不舍离开这里。这里是我心中的伊甸园，我要创建的‘理想之邦’。在没有完成这项事业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那怕负出生命！”
几位疗伤的教民从梅先春的身上感受到一种难能的精神力量和追求的执着，这是一种事业成功的前提和必要。也是一次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心灵沟通，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好感。同时又想尽快结束此次尚无结论的交谈。
“梅牧师，感谢你的帮助，也许将来我们还会见面，那时的情况必定和今天不一样。”
“我相信你们，也许你们是对的。”
当天深夜，几位教民离开了福音教堂，身影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梅先春在此之前对革命党人在县境的活动早有所闻，只是置身事外，不愿涉及。这是教会的训令：不得参与党派之争，以避免政治争斗而伤及教会利益。多年来，梅先春目睹了县境的天灾人祸、宗族械斗、草莽英雄和黑暗势力的明争暗斗。诸多事故相比之后，对革命党人的艰难奋斗的事迹想必心中有所了解。也就有了此次对几位受伤教民的救助，但是此次疗伤的“教民”中有解放军江南游击队长张骥和李善筹，后来成为新政府第一任县长和县委书记。这一点梅先春就难能意料了。
民国三十八年（己丑）（1949年）。是年，四季变化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依旧花开花谢、日出日落。国民政府既将结束，新政府尚未建立。由此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引发的社会震荡迅速波及整个县境和周边地区。
元月，警察哗变。局长曹振亚、自卫队副李兰初、警督周海寰联合驻桑植县的省保安十团团长汪援华、桑植县长冯全率部起义，声称是：大泽乡的刘邦。共谋大举。
二月，曹、李、周、汪、冯率部进驻县城，组建“湘西人民反压迫自卫军”。并提出“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等口号。印发《湘西北人民在怒吼》的快邮代电，通电全省。同时兵分三路意在进攻常德。
三月，曹、李、汪率部进攻沅陵县城，烧、杀、淫、掠无所不用其极。月底，经谈判汪为省保安五旅旅长、曹为副旅长。随后率部回永，大事初告平息。
六月，周海寰自任县长、八区专员。
十月，解放军141师占领塔卧，不久进驻县城，周海寰出逃。新政府成立，解放军江南游击队长张骥任县长、李善筹任县委书记。
十一月，解放军141师主力部队奉命配合二野入川解放西南，留守县城的部队不多。国民军暂编第四师和第五师残部以及曹振亚、李兰初、罗文杰等地方武装相互联合组建了“反共救国军”。视机而动，杀人放火，但不敢轻意进攻县城。
……福音、天主两教堂的礼拜钟声依旧在县城上空回响。各处来此礼拜的教民仍然出入教堂，场面看似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种平静的气氛里，却有了某种令梅先春不安的因素在其中。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做奴隶的人们呀，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国际歌》高昂激情的曲调，在山谷内外回响。赞美上帝的圣歌相形之下更显得苍弱而无力。
梅先春以及其他传教士们，此时感到了来自新政府的无形压力。回想多年前在教堂与几位共产党人的相遇和谈话，梅先春觉得自己在中国大陆传教经历的后续时日巳经屈指可数。 “新世界” 的建立和重画 “理想之邦” 的意愿将化为泡影……
新政府并没有对福音和天主两教堂及其传教士们有所动作，只是忙于“剿匪”一时难以顾及。直到1951年春，曹震亚、李兰初以及张平等匪患彻底肃清以后，才把注意力转向盘据在境内的各派宗教势力，并决定彻底清除。
梅先春不愿见到的这一天终于到来，境内一切宗教派别受到新政府明令禁止而停止了一切活动。包括福音、天主、道教、佛教等等，特别是福音和天主两教
堂的大门还加派了哨兵，传教士们的日常行动受到限制。气氛一时紧张起来。
一天，福音教堂的大门外走进了两位解放军军官和几位士兵。点名要见梅先春牧师，梅先春走出礼拜堂与其相见。这一切巳在梅先春预料之中，看来离开自己“理想之邦”的时日越来越近了。但是，两位军官望着梅先春却满脸微笑并不说话。走进礼拜堂内，梅先春定眼看去竟然一时语塞。原来是这两位军官却是自己多年前救慈的“教民”，这又让梅先春感叹不巳。一阵问候和达谢的言语后，梅先春说：“两位来此并非只是看看我吧？”
“是呀！梅牧师，我们要说的话希望你不会太失望。”
“我怎么会呢？‘新世界’巳经建立正像我当年所说的那样。”
“这恐怕还不是最坏的消息。”两位军官谨慎回答。
“在我一身中，我梦想能找到伊甸园，我认为这个梦想是伟大的。但是，现实与我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差距，差距太大。”
“梅牧师，你创立的‘理想之邦’失败了。”
“难道说旧世界就是成功的吗？”此时，梅先春有些激动：
“在我们之间虽然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彼此存在的不同却永远无法弥补。我要说‘理想之邦’并没有失败，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罢了，通过你们、我们或他们。……”
“旧世界巳经被我们彻底摧毁了。梅牧师，我们奉命接管你的教堂，限期内在本地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将离开本地以及中国大陆。你也会接到你们上级教会的通知，同时我们还要说，谢谢你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艰辛和负出。保重，梅牧师。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提供帮助的地方请告诉我们。”
“好的，好的。如果有需要的，我会通知你们。”梅先春的回答，语气低微充满绝望。
1953年秋，梅先春整理好简朴行装。如同当初来到永顺府城传教一样徒步离开了他为之努力创建几十年的“新世界”、心中的“理想之邦”。在众多外国传教士当中，梅先春是最后一个离开永顺地境的外国人。他谢绝了县长张骥和县委书记李善筹的执意相送，孤单苍老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苍茫林海中。
此时的县城内外，风光依旧美丽如画，山色田园一片金黄……
后来，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再有外国人的影子。日常用语中“安息日和礼拜日”等基督教的时间称呼渐渐在人们口中消失，并由“星期日或星期天”所代替。
梅先春沿着当年深入中国内陆的来路向香港方向归去，这一来一去更分不清是前进还是后退。总之，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时而途经城市他只是孤单影只，时而途经旷野他仍然是影只孤单。如此，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于三个月后，到达香港信义神学院。
神学院的修士们扶起这位倒在学院门下的倔强老头，维尼．格兰特却因悲痛和疲劳一时竟然不能言语。
在信义神学院修养一段时间后，格兰特登上了回芬兰国的商船。立于船尾，回望中国大陆，极目远眺，一切让格兰特感叹不巳。遥想当年从芬兰赫尔辛基港出发，踏上远东的传教之路。青春年少，踌躇满志。如今归去巳是两鬓斑白，暮年体衰。这一切的变故只源于一个终身追寻的梦想，就是那神秘的东方伊甸园。
当格兰特徘徊在甲板上有许多欧洲人和水手往来身边时，格兰特无法想像，就在前些日子他还觉得自己是那么孤单，然而现在，在这个陌生的船上，竟然有那么多不同着衣的说不上很熟悉的欧洲人相伴，格兰特感到自己终于回到了故乡。
月余后，格兰特来到家乡瓦萨市。父母巳去世多年，弟妹也是暮年老人且儿孙有几了。亲人们难以相信眼前立于家门的这位胡须斑白的老年牧师居然是当年的英俊少年维尼．格兰特。彼此相认自然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人生在世，难言成败。对于格兰特来说，在中国大陆的传教经历可谓有所得失。他的传教事迹逐渐传遍芬兰和周边国家，人们把他当成了英雄。社会媒介把他的事迹编成传记，连续转载和报道。上级教会求之不得，这是一个难得宣扬和树立教会形象以及净化人们心灵的机会。格兰特的形象和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同时，人们更多知道了远东中国、一个神秘国家，那里有《圣经》中的伊甸园，维尼．格兰特见到了它，并在那里生活了多年。但是，真正了解格兰特内心悲痛和苦处的又能有几人呢？
1955年，格兰特就任芬兰圣玛丽国家神学院院长。
次年初，巳故传教士饶义联之孙子就读于国家神学院，并拜访了格兰特。彼此间经常谈及格兰特在中国大陆的传教经历。这种经历在文人的笔下逐渐演变成了“传奇”。
弟妹以及子孙们时常来到神学院看望格兰特，共同聚餐或去瓦萨海湾漫步……触景生情，格兰特回忆当年对父母所说的话：我要出海远洋。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事迹仍然历历在目，经久难忘。同时，格兰特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要比理想中的更加丰富多彩……
1973年冬，格兰特病逝于芬兰国家神学院。享年90岁。去世时很平静、很安祥。
在他的遗物中，最多的还是那数十本日记，内容大多是在中国内陆的传教经历。可以说是作为一名普通传教士清苦生活的宿影，同时也是为信仰不屈争斗的真实写照。
在日记的最后日期里他写道：
1973年秋，寂夜有梦……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 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启示录》（22：1一22：5）
										
后十五年，永顺地方政府出版了一本名为《地方志》的书，该书恢复了维尼．格兰特在中国大陆传教的历史地位。



本文献给为信仰不屈奋斗直至负出生命的人们！

晕。。。
怎么跟在了这后面了啊

田有华（1915-1934） 男，土家族，永顺县塔卧镇隆华居委会人。1915年6月生于一户贫农之家。1934年11月，积极配合红军发动群众闹革命，并担任了塔卧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带领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插牌子，分田地，日夜奔忙。1935年4月红军撤离后，地主武装疯狂反扑，他被迫躲藏在颗砂乡亲戚家里。同年7月（农历6月13日）被当地土豪田瑞生抓到车坪乡欧家寨关押审问两天后，就地枪杀在河坝坪中。

黎昌章（1899-1935） 男，土家族，永顺县塔卧镇新坪村青龙山农民。1899年4月生，家贫。1934年11月在塔卧参加红军补充团独立五团，不久编入红六军团任班长。1935年2月在慈利县溪口天溪垭与国民党郭汝栋纵队作战牺牲。

彭继代（1898-1936） 男，土家族，1898年10月生于永顺县塔卧镇新坪村彭家寨农耕为业，家境清贫。1934年11月在塔卧参加红军补充团独立团，后编入红六军团任班长。历经陈家河，忠堡等战斗。1936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刘丁行（1898-1936） 男，土家族，永顺县塔卧镇力兰溪人。1898年10月生，务农为业，家贫。1934年参加红军补充团，后编入红二军团当战士。随军转战湘鄂川黔根据地，历经后坪、陈家河等战斗。1936年牺牲在长征途中。

邹自刚（1912-1935） 又名邹自清，男，土家族，1912年6月出生在永顺县塔卧镇泽士湖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父母双亡，无人抚养，只得流浪异地，行乞他乡。12岁时被砂坝乡刘家寨老裁缝张大畏收留为徒。4年后又到砂坝覃珍圭等门下参师学艺，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并在砂坝这“武术之乡”练就一身拳脚功夫。
1934年11月，红军来到砂坝，他主动要求参加红军，红军营教导员让他参加了中立乡游击队，为红军侦察敌情，带红军打土豪，捉劣绅。在红军培养下，他担任了游击队长，巧妙设法捉住了大土豪刘协初、刘东轩、郁大昭等。并抓住了正在携金银逃跑的国民党团长的老婆涂氏。此后，他又升任砂坝区游击支队长，他身先士卒，打土豪、分田地，纵横万里山乡。
1934年12月，郭亮县苏维埃政府在刘家寨成立。他担任了县苏维埃副主席。在红军帮助下，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更高昂的革命热情，不怕敌人的威胁，不顾工作的艰辛，“日穿草鞋夜办公，夜打灯笼访贫农。”不久他带领县独立营，打了麦塔区首富王平阶和马拉地头号恶霸王可廷等，土豪劣绅闻风丧胆。1935年农历1月27日清晨“反共义勇队”头目刘炳文和刘协初纠集千余地主武装，和民团突然包围了刘家寨。此时独立营已去追剿大米界的大庸县地主武装，留守刘家寨的只有红军一个排和近百名游击队战士。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指挥若定，奋力抵抗，激战1个多小时，我方伤亡惨重，弹尽援绝。他率队冲出重围，向塔卧转移，不期途经栗木山，又遭恶霸果胜斋匪兵伏击，他多处受伤，仍掩护战友突围。最后抹了一脸鲜血倒下，敌人以为已死，才幸免一难。他挣扎起来连夜到塔卧向省军区报告了情况，次日引导红军队伍赶到刘家寨，敌已逃遁，经调查，处决了叛徒宋世桥。
1935年2月初，为粉碎蒋介石对根据地的重兵围剿，他组织200多人给塔卧省机关送区粮饷，刚回到刘家寨，受王可廷指使的我王安子，以工作为名，将邹自刚骗到家中，被20多名地主匪兵包围，他只身力战，冲出包围后，又被追上来的10多名敌人砍伤左膀，最终被执。这伙歹徒按王可廷的密令，将邹自刚沿密林小路拖往爬步冲，残忍的将他杀害，又将其尸体抛入猴栗塘黑峡之中。

彭张氏（1911-1935） 女，土家族，永顺县塔卧镇力兰村彭家寨人，1911年4月生，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934年11月参加塔卧区苏维埃女儿队，配合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作战机智勇敢。1935年1月在塔卧“红校”学习加入共产党，而后编入红二军团担任排长。1935年4初月随军撤离塔卧，13日在桑植县陈家河歼灭国民党陈旭汉纵队172旅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涂仁寿（1921-1934） 男，土家族，1021年9月生于永顺县塔卧镇荆州街一户贫农家庭。1934年12月参加红军，编为红二军团战士。随军转战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黎昌明（1897-1935） 男，土家族，永顺县塔卧镇新坪村可溪包农民。1897年2月生，家贫。1934年11月去塔卧参加雷世恩补充团，先后编入独立团、红六军团战士。1935年4月初，随军撤离塔卧。13日在桑植县陈家河歼敌作战，英勇牺牲。

杨正早（1905-1935） 男，土家族，永顺县塔卧镇新坪村桐油枯人，1905年3月出生，务业为业，家境贫寒。1934年11月在塔卧参加红军补充团，先后编入永保县独立团，红六军团49团任排长。历经猫儿山等战斗。1935年2月，在龙山洗车与伪团防刘志良部作战牺牲。

向冬梅（1901-1935） 女，土家族，永顺先塔卧镇芝兰村人。1901年12月生于一户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因父母患病无力抚养，不得已到塔卧涂家台做童养媳。18岁与忠厚淳朴的涂忠勇正式成婚，依然为人做工，过着艰难的生活。
1934年11月，红军来到塔卧，红军指导员马光带工作组在涂家台开大会，女宣传员鸥阳凤在会上动员妇女参加革命。向冬梅首先上台，要求参加女儿大队。参加了女儿队后，她夜为红军洗衣做鞋，白天和红军一道打土豪、分田地，并配合红军耐做群众的党员组织工作。半月后，塔卧特区苏维埃政府任命她为特区女儿队队长。1935年1月，她又被任命为特区妇女委员。并与马光等同志去九冲调查伪乡长李登甫等人的罪行，发动群众筹建乡苏维埃政权。不期大年初一，当她从特区汇报赶回九冲时，得知马委员等六名同志被“铲共义勇队”队长郑文卿和伪乡长李登甫的儿子李松生率匪兵包围，全部遇害。迅即赶回塔卧，带领红军和游击队40多人赶赴九冲，时敌已穿遁山林，经调查，处决了参与杀害烈士的土豪劣绅。此后不久，向冬梅经一同在红四分校学习的刘教导员介绍，在塔卧“红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初春，红军主力东击常、桃，敌人乘虚威胁、恐吓和攻打区乡苏维埃政府。向冬梅主动承担了养护2个红军重伤员的任务，在她的精心护理下，使他们得以重返部队。4月，为粉碎蒋军重兵围剿，红军实施战略转移，撤离塔卧。他把重病的丈夫和大儿子托付亲戚照看，带着10岁的次子和8岁的女儿，连夜追赶红军，终于在万民岗西库赶上部队。但永保县委书记刘亚球同志根据她的情况，动员她回乡坚持斗争。于是她乔装重返塔卧。时国民党大军已占塔卧，丈夫刚病逝，她便来到九冲乡秘密开展工作。
4月下旬一天，突然几声枪响	。向冬梅发现一群“还乡团” 军伤员。她毅然冲出早丛，带领红军走出险境，指给往龙家寨的道路。而她自己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引开敌人，牵着敌人跑了一山又一岭，不幸在荣园坡被树桩绊倒在地，被敌人追上抓住。“义勇队”队长黄益山，知已上当，气急败坏，用皮鞭将她打的鲜血淋漓，逼她招供红军伤员和游击队情况，她宁死不屈，怒斥敌人。最后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抽打，小刀乱戳，终无一句口供，而被乱枪射杀，砍下头颅，壮烈牺牲。

王廷进（1887-1935） 男，土家族，永顺县塔卧镇力兰村毛坝寨人，1887年4月生，务农为业，生计维艰。。1934年11月在塔卧参加红军补充团，编入红二军团当战士。1935年2月在大庸县后坪与国民党湘军李觉纵队作战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