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溪峒情歌看土家婚俗
作者:文迪
渝、鄂、湘、黔四省市边区的武陵山脉一带古称溪峒。土家人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土家族是一个锐勇而又能歌善舞的民族。《华阳国志.巴志》上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土家先民）之师，著乎《尚书》。巴师锐勇，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他们不但能谱写出英雄的史诗，而且还能唱出“含思婉转”的情歌。在钟灵毓秀的武陵山脉，青山绿水之间，地角田边之旁，到处都可以听到土家人那悦耳动听的歌声。在古代，土家幼儿刚学会讲话母亲就要教他唱歌，十四、五岁就要学唱情歌。然而，对于这个具有两千多年文明史、四百万人口的土家族，他们的婚俗史却缺乏研究和记载。潘光旦先生的《中国土家族简史》是目前较为系统的土家族史书，可惜对土家人的婚恋习俗也很少提及。婚恋作为本民族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理应受到重视，为此，本文试图从土家情歌入手，对土家人的婚恋习俗作一个初步探索。
一、 蒙昧阶段的婚俗
巴人的民歌极为丰富多彩。最早见于<<太平御览>>记载:“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安石、驽渝、行辞。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汉代大文豪杨雄所著《蜀志》中指出夔、归等沿长江一线的“讴歌”即为巴人之歌。东汉何宴不仅亲临其境听过巴歌，还观赏过巴人载歌载舞的表演。他说：“巴子讴歌，相牵引连手而踏歌也”。土家诗人彭施泽有一首描写摆手歌盛况的诗:“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巴人踏啼之歌”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巴志》，现试录几首：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
混混浊沼鱼，习习激清流。温温乱国民，业业仰前修。
爱情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司汤达把它称作“文明的奇迹”。人类只有进化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有了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才会产生出相应的情歌。分布在溪峒山谷的土家先民们，他们大都按血缘系统，依山傍水，聚族而居。一个寨子即是一个部落，地处深山峡区之中，与外界接触较少。在封闭的条件下，曾有“同姓（近亲）为婚，婚嫁不用轿，（用木桶）背负新人、男女混杂”的陋习（雍正.保靖县志卷二）。
《雍尼.不索兄妹相配创造人类》，大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婚姻陋习。歌中说，远古时代：
水淹绝人种，水漫断人烟。只剩下葫芦船上幸存下来的雍尼、不索两兄妹。为了繁衍人类，他们经过神的指点结为夫妻，创造了人类。
从情歌的内容和史料记载，土家族的婚娶不禁同姓。在一个氏族内部，除亲生兄弟姐妹外，叔伯兄弟姐妹之间以及不同辈份之间的男女均可通 婚。支配“同姓为婚”的观念是“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可以形成一个同德同心的家庭。
早在战国时期，楚国的名士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其和者不过数十人”这“和者数千人”的《下里》、《巴人》正是源于巴地的民歌。巴文化是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大文化。巴文化于“土”为特色，散发泥土的芬芳。歇了头一歇，挨到情姐姐，土他妈的怪奇事，挨到新鲜事”。这来自田间地头的土家情歌，大胆直露、不拘礼数，可谓俗到极致，却富艺术生命力，正可谓“大俗即大雅”。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民族文明的相互渗透影响，土家婚俗也开始由蒙昧走向开化，由陋习逐渐趋向文明。“竹枝诗”中的许多情歌就是土家人婚俗进步的重要体现。
《旧唐书》记载：“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唐代诗人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曾亲聆“里中儿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他着手整理了大量的“竹枝歌词”。顾况，白居易等文人学士又加入其中,共同提炼升华“竹枝词”，在土家民众中推广，丰富了土家古代情歌，为“对歌定情”的婚俗注入了新的血液。
1.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2.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3.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歌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煞江楼病使君。
4.郎去湘江经几秋，西风北雁又南洲，含颦日月江头望，不见郎舟见客舟。
5.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6.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千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7.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宁山地近巫山峡，犹是巴娘唱竹枝。
8.沙帽山下见郎心，白马岩前泪满襟。郎戴乌纱骑白马，莫叫妾作石观音。
9.帝子巷梧不复归，洞庭叶下楚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10.郎住南山妾北山，相思中许隔岩看。一边红日一边雨， 四滩头脚不干。
11.叫声哥哥你好傻，饿老鸹把泥鳅抓。只要哥哥有情意，快请媒人到我家。
《竹枝词》即所谓郑卫之音的变风一类，此中写男女爱情的特别多。《竹枝词》里每首描写爱情的情歌，都是感情的载体。每首情歌都是真情实感的直泻，充满了火辣的恋情，充满了生命的旋律，更充满着美好的追求和向往。它形式短小精干，风格朴实清新，乡土气息四溢，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艺术魅力。
二、 开化阶段的婚俗
这个阶段主要指南宋至民国。这一时期包容了先进的、落后的、封建的三种婚俗。一是由古代的巴歌发展而来的“对歌（或吹木叶）定情”的婚恋习俗。这一婚俗体现了土家人民的共同意志，是文明、进步，光明因素的萌芽，代表了婚俗发展的正确方向。二是原始落后的母权制的残余，在土司制度下，由“同姓为婚”演变而来的“姑表婚”、“过继婚”等陋习。由于民俗的传承性，这些野蛮的陋习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三是汉文化对土家文化的渗透，由此而带来的封建婚姻，特别是清政府（1727——1735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封建礼教象一股汹涌的洪水，无情地荡漾着土家人固有的婚姻观念，使他们的婚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这样三种婚俗并存的主要原因，是土家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极不平衡性。在河谷地带，土肥水美，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形成了以“自行婚配”为主体的婚恋习俗；在一些贫瘠偏远的山区，由于母权制的残余，也由于求偶难，找妻难，女人成了“商品”、“私有财产”、“借”一个出去，就要“还”一个回来（还骨种），因而大量流行“姑表婚”、“过继婚”，甚至近亲结婚的陋习；在土汉杂居，与汉民族靠近的边缘地带，受汉文化影响很大，流行着封建包办婚姻。三种婚俗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相互融合，逐渐演变，形成了土家族独有的“土汉参半，似土不纯”的婚恋习俗。现仅就这三种婚俗分别略述如下：
1、自行婚配的习俗。土家族有“对歌定情、歌庆为婚”的习俗。据潘光旦《中国土家族简史》记载，土家青年“道途相遇，不分男女，以歌声或木叶为婚姻之媒。”这一习俗为土家人自由恋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推动了情歌的巨大发展。在土家地区，几乎人人会唱。他们自编自歌，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小妹生来爱唱歌，山歌出口百鸟合。
郎若敢把歌来对，胜过千人把媒说。
口吹木叶声声情，枯竹听得冒春笋。
老树听得发了芽，叫妹咋个不动心。
求爱男女会情不自禁地求助于情歌木叶。情歌木叶为他们带来与其文化水平相适应的美的感受。双方以歌交心，以歌言情，以歌盟誓，下面这一组情歌比较形象地反映了恋人间的试探、追求、初恋、想念、热恋、深交这一恋爱过程。
试探
唱首山歌给姐听，看姐领情不领情。
点灯还要双灯草，唱歌还要两个人。
追求
天上白云赶红云，地上狮子赶麒麟
鲤鱼赶的长流水，小妹赶的有情人。
初恋
高坡点荞荞杆红，两人有心大不同,头天见面心直跳，二天见面脸绯红。
想念
早想郎来晚想郎，变根刺儿路旁藏。
几时等到郎过路，轻轻挂住郎衣裳。
热恋
小郎和姐恩爱深，两个脑壳一个心。
两个喉咙出得气，替得死来换得生。
深交
在生同你共双鞋，死后同你共棺材。
生要同衿死同穴，同块岩板写碑牌。
土家人的恋爱就是这样大胆和热烈，真切和直率，毫无忸怩做着之态。“他们唱歌跳舞，彼此定情，得土老师（梯玛）的认可，婚前往土王祠拜敬后，便可成婚。”（潘光旦《中国土家族简史》）。他们择偶的标准是，“油头滑嘴妹不爱，爱郎老实人在行”、“不贪情妹相貌好，只爱情妹好良心”、“讲穿讲戴我不选，爱姐勤快又聪明”、“情郎家穷我不嫌，情长义重水也甜”、“文武双全好人才，这种小郎妹才爱”。这种相爱，已看不到陋习婚姻的影子，而是坚决摈弃了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婚姻，一扫封建包办婚姻的陋习，把平等、自由、幸福作为爱情的纽带，把勤劳、聪明、能干作为择偶的条件，追求心灵的美好，情意的真诚。
土家人的婚姻观念，一方面受到传统美德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英雄史观的影响，并融汇了本民族那剽悍的民风，勇猛的性格，因而形成了对刀山敢土，火海敢闯的英雄男子的崇拜。
我郎生来好气概，老虎打架隔得开。
山下龙头在戏水，敢骑龙背上山来。
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相比较，在“改土归流”前，土家族较少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土家女子有着与男子同样的英雄气概，受到人们的追求和崇拜。
姐是雷鸣在天空，郎是打鼓庙堂中。
鼓打千锤响不远，雷吼一声动九重。
女子与男子相比，反而要高出一筹，威武雄壮得多。在历史上，民族英雄秦良玉就是这样一位“声动九重”的土家族女将军。
未婚男女的婚恋是那样的自由，那么，已婚男女又如何呢？从民间流传的大量情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土家人把离婚（当然不是象今天这样要办理离婚手续，而只需“劈破柴头各分火”就行了）和重圆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正常现象，一反汉文化那种虚伪害人的封建礼教思想。在封建社会里，汉民族和一些兄弟民族“男尊女卑”的现象尤其严重。男人是女人的天子，女人则是男人的工具和奴仆。女人必须守节，必须从一而终。只有男人“休妻”，从来没有过女人“休夫”。女人必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木棍抱着走。”女人“休夫”的现象确实有点惊世骇俗，但在土家情歌中所占的篇幅却有不少。例如：
大姐起了两样心
天上起了五色云，大姐起了两样心。
天上起云要下雨，大姐变心要丢人。
水涝三年把郎丢
郎是坡上水堰沟，姐是平坝浅水丘。
天干三年来引堰，水涝三年把郎丢。
离异的情况各式各样，除了女子抛弃男子的，也有男子抛弃女子的，还有夫妻感情不和自动分手的。比如：
当初二人一笼鸣，如今分做两笼啼。
如今分做两笼叫，一个东来一个西。
舍了他来丢了她，鸡是鸡来鸭是鸭。
劈破柴头各分火，各自园内去栽花。
显然，这不是恋爱中的波折，而是结婚后的离异。如果是恋爱中的波折，又怎么会“一笼分做两笼啼”、“劈破柴头各分火”呢？“两笼啼”、“各分火”，说明土家人离婚时在财产的处理上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
情歌中反映重圆（复婚）的歌词也不少。如：“去年丢郎大不该，头发打散梳拢来”、“牡丹苗死根没死，两人明丢暗没丢”、“穿衣爱新人爱旧，手推磨子又转来”、“妹若念来当初好，十五月亮又团圆”、“说不完的后悔话，流不尽的眼泪水”。
土家人的离婚、重圆虽不能按籍而察，但从南宋开禧年间土司对客家“允许汉户自行迁徙，户主死亡，其妻女可以改嫁或自行婚配”（宋会要辑稿《宋史.食货志卷一百七十三》）的政策推断，其自行婚配的习俗是客观存在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土司的相对割据，既听命于朝廷又独霸一方，土司阶级就把自己治下的“客家（汉人）”视作“最低贱民”，较少自由；而把土家则视作“本民”，自由较多。“最低贱民”都有改嫁或自行婚配的自由，“土家本民”就理所当然的有离婚、改嫁、重圆的自由了，而土家情歌所反映的内容又有力地佐证了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
形成这种先进的婚姻观念并不是土家族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首先，汉唐以来妇女改嫁比较自由。封建礼教虽有强大的势力，但毕竟对土家族影响不大，即便在汉民中，对这种礼教也并非高度重视。《汉书.陈平传》记载，汉代竟有五嫁之后仍有依归的妇女。唐太宗贞观年间曾下诏孀居妇女自由改嫁。其次，土家先民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几次大的迁徙，特别是历代统治者对土家人民的任意残杀和镇压，造成溪峒地区人烟荒芜、进步缓慢，为了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土司阶段不得不提倡改嫁、重圆，允许解除痛苦的婚姻后重建家庭。其三，从战国到南宋，历代统治阶段都采取了“用巴制蜀”的羁糜政策，使土家人的交往日益扩大。一方面，汉民族先进的伦理观、道德观逐渐渗透进土家文化，制约着土家人的婚恋行为，另一方面，到了宋元，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封建礼教，也逐渐影响到土家人的日常生活，包办婚姻开始兴起。“同姓为婚”、“父姬兄妇”的现象已较少出现。人们从愚昧落后向着文明进步的婚俗推进，但同时又给自己套上了封建婚姻的绞索。
2、愚昧落后的婚姻陋习。土家人历史上的婚姻陋习，是统治阶段“以法化民”的产物。据《永顺府志卷十一》载，“土司旧例，凡姑氏之女，必嫁舅家之子，名曰‘骨种’。无论年之大小，竟有姑家之女长十余岁，必结舅氏之子成立婚配。”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情歌《媳妇苦》记载了这一史实：
十八姑娘三岁郎，夜晚要我抱上床。
不是他家公婆在，他当孩子我当娘。
站起没有桌子高，睡起没有板凳长。
睡在床上屙泡尿，打湿我的花衣裳。
这种姑女必配舅表的陋习，对舅权而言，就是“还骨种”，以后逐渐演变成姑女配舅表有优先权。舅家弃权时，姑女方可另配，但仍要向舅家纳以重礼。这种“姑表婚”、“童养媳”曾一度盛行：
小小桌儿四四方，一盘咸菜一盘姜。
世上要数黄连苦，“寒帮”（童养）媳妇最难当。
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媳的“填房”、“坐床”等“过继婚”也曾流行：
青布帕子丈二长，兄亡弟弟来填房。
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让“骨脉”抛他乡。
“姑表婚”的实质是把妇女当商品，进行交换。一旦成交，就将其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即便是掌握这项“财产”的主人死了，其“产权”也不能轻易抛去，必须兄亡弟继，弟死兄承。物质生活的贫困化造成了娶妻难，一些人还找到了喂“童养媳”的办法。要彻底革除这种野蛮的陋习，必须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土家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3、封建包办婚姻的习俗。“改土归流”以后，溪峒地区的封建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封建礼教也大量渗入土家思想文化领域。土家人传统的婚恋观受到外来婚姻观的猛烈冲击。一方面，土家婚配逐渐向汉民族婚俗靠近，“包办婚姻”、“门第婚姻”、“买卖婚姻”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土家婚恋观固有的民族传统性又显示出异常突出抗拒力，产生了大量反封建、反礼教的情歌，诸如：
打铁不怕火焰高，恋姐不怕杀人刀。
刀子架在脖子上，宁愿舍命不舍姣。
红秕越打越起糠，爹娘越打越想郎。
婚姻应由妹作主，生死要与郎成双。
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雷公在眼前。
雷公要打你双双打，阳间打死阴间恋。
爷娘选的我不愿，不爱人家米和钱。
情愿和哥离乡土，同吃苦蒿心也甜。
结婚对某些妇女而言，就是灾难的降临。《哭嫁歌》即为最好的证据。如《骂媒人》中的一节：
背时媒人是条狗，这头吃了那头走。
娘家来吹女婿好，婆家去夸嫁妆多。
树上麻雀哄得来，岩上猴子骗得走。
害死多少良家女，拆散几多好姻缘。
封建礼教不仅是钉在广大妇女心灵上的十字架，而且也是套在穷苦男子脖子上的绞索。它扼杀了许多穷苦人的婚姻，使许多贫穷男子终身不娶。《单身苦》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
单身汉走回屋，屋里灰尘不住扑。
火炉掏一掏，掏出个癞疙宝（癞蛤蟆）；
灶门里掏一掏，掏出根铁乌梢（乌梢蛇）；
揭开锅盖一看，一碗馊臭饭。
请个媒去谈，银子要百串。
香茶谢礼外裹脚，哪来那多钱？
这些情歌，灿如夜空中的河汉，清澈地映照着封建礼教制度下人世婚姻的黑暗。在那包办婚姻猖獗的年代里，有多少痴男怨女为争取自由、幸福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封建婚姻，对维护农奴主的统治，巩固封建秩序，在上层建筑领域残害农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而得到土司阶段的赞赏和倡导，在土家婚俗演变中逐渐占了上风，“对歌定情”的自由婚恋则由优势变成劣势，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自由婚恋才重振旗鼓，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婚俗舞台上，与封建婚姻分庭抗礼。
三、文明阶段的婚俗
这一阶段主要指全国解放以后的婚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施，标志着封建婚姻的彻底废除，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普遍实行。从此，土家人千百年来所追求的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现实，其婚恋方式不仅返朴归真，带有“对歌定情”的雍然古风，而且经过科学的婚姻制度的规范，人们相爱得更加深沉美好，人口素质大大提高，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流行在齐跃山区的一首情歌反映了解放初期新式婚姻实施的动人情景：
阳雀叫唤桂桂阳，情哥情妹上路忙。
区上去领结婚证，花木逢春喜洋洋。
情歌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样的婚姻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情歌。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前进的步伐，反映农村集体生产、植树、卖余粮颁奖的情歌就应运而生。如：
栽秧
大田栽秧行对行，小妹下田追情郎。
情郎见妹落了后，侧边悄悄栽两行。
植树
情郎扛锄妹提瓢，情郎打窝妹栽苗
情郎捧土妹浇水，三年五载树成行。
卖余粮
太阳烫脚哥莫慌，情妹送哥鞋一双。
哥穿新鞋挑担子，挑起担子卖余粮。
郎在台上领奖状，姐在台下搓巴掌，心想鼓掌怕人笑，双手捂住红脸膛，指头缝里细望郎。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土家地区还流行着晚婚晚育的情歌。当男女双方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男方提出要去领结婚证时女方则说：
要采好花上山岗，要喝凉水去井旁。
小郎有心恋小妹，再等两年又何妨？
这时的土家人头脑里装的再也不是过去“早栽秧早割谷，早生儿子早享福”的旧观念，而考虑是的如何按优生优育的规律生儿育女，造福子孙。不可否认，在少数人头脑中，旧观念还未得到彻底更新，陋习婚姻封建婚姻还时有发生，但主流仍是“对歌定情”的“自行婚配”。这种婚配受到外来文化和当代婚姻观念的冲击，其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歌恋”变成了“话恋”。男女双方的求偶可以直接用语言交谈，再也不依靠情歌了。特别是“文革”十年，“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的愚民政策，人们谈“歌”色变，谈“情”色变，以人民大众口头创作为主的土家情歌遭到了空前扼杀，出现了传统情歌与当代情歌的断裂。这时，封建婚姻和陋习婚姻又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三种在开化阶段并存的婚俗，现在融合了外来文化和当代文化，逐渐演变成以下两种主要的婚恋形式：
其一，在城镇和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受外来影响大，流行着“开放型”婚俗。这是一种自由恋爱与父母包办相结合的婚姻。其恋爱形式是现代派加西方化，但其背后又常常受经济条件制约和父母所操纵。
其二，在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由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外来影响小，则是一种熔封建、陋习、现代婚姻于一炉的混合体。这是一种以父母包办为主，自由恋爱为辅，带有明显买卖色彩的婚姻。
这两种婚姻都对古今中外、土汉婚俗兼容并包，由溪峒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极不平衡性所决定，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经济、民族、历史的多层文化的积淀。这一婚俗是先进与落后、自由与包办、文明与野蛮斗争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反映。目前，在溪峒地区，“对歌定情”的婚俗已经衰落，情歌的创作已基本停产，但是，从溪峒情歌看土家婚俗，批评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繁荣与发展土家生产文化，仍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